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
近日，湖北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男子赵某因车祸头部受伤住院429天，后起诉至法院索要赔偿。法院核查发现，其中371天无有效治疗，用药及体温监测记录属于典型的“挂床住院”行为。法院仅支持其实际治疗期间的合理损失赔偿，明确不合理部分费用由其自行承担。
记者通过采访和公开信息发现，“挂床住院”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挂床住院”违背诊疗规范和诚信原则，司法实践中对“挂床住院”的认定已形成底层客观数据穿透审查的共识，并对“挂床住院”作出否定性评价。治理“挂床住院”现象，需要构建协同监管共治格局，建立卫生健康委、医保等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机制，打通病历、医保、理赔数据壁垒，将“挂床住院”骗赔主体记入失信档案。
住院期间没有治疗记录
经过两年的诉讼，江西人何女士等来了法院的判决。这场因自建住房雇佣泥工引发的纠纷，让何女士一家身心俱疲，而纠纷背后暗藏的“挂床住院”行为，则让她感慨不已。
近日，何女士向记者回忆了这起纠纷的来龙去脉。2023年底，何女士家在宅基地上建房，临时雇佣同村村民做泥工，谁料这名泥工还未正式开工，就不慎从在建房屋楼上摔落受伤。
泥工受伤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住院21天时，医生明确告知其已达到出院标准。可对方迟迟不肯出院，在该医院住了68天才办理出院手续。让何女士意外的是，泥工出院后并未回家休养，反而立刻转到当地一家中医院继续住院。何女士还发现，在“住院期间”，这名泥工曾前往外地医院门诊做检查。
这样的“治疗”结束后，泥工向何女士家提出总计16万元的赔偿请求，明细包含医疗费、药品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鉴定费等。何女士仔细核对后发现，泥工的赔偿请求远远超出了合理范围。
发现问题后，何女士家拒绝了泥工的赔偿要求。接着，泥工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何女士家作出赔偿。法院经审理，认定泥工有“挂床住院”行为，于2025年1月判决何女士家承担六成赔偿责任，驳回了泥工不合理的赔偿诉求部分。
除了何女士家的遭遇之外，根据公开信息，近年来，司法机关和医疗保障机关也发布了多起“挂床住院”案件。
例如，202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发布民法典颁布5周年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即是“挂床住院”案件——喻某诉李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李某驾驶小型越野车与停放在路边的二轮摩托车及坐在车上的喻某发生碰撞，造成喻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喻某受伤后先后4次住院治疗，共住院801天。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及体温单显示，喻某住院期间，其中434天无任何治疗和用药记录，也无体温记录，属于“挂床住院”，故对相应部分损失赔偿主张不予支持。
2025年8月，辽宁省沈阳市医疗保障局发布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例“挂床住院”违规问题案。2024年10月，沈阳市医疗保障局铁西分局对沈阳东药医院实施医保住院患者在院率现场检查，发现该院存在“挂床住院”违规问题，涉及违规金额2万余元。依据相关规定追回已付的医保费用，并扣除相应违约金。
住院天数关系赔偿数额
为何“挂床住院”现象时有发生？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郑明伟指出，“挂床住院”源于医保监管领域的说法，是患者形式上办理住院手续、占据床位资源，实质上并未接受连续、必需的医学干预，甚至长时间脱离医疗机构监管，简言之，是纯粹的“无治疗空占床”。
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大成结合司法实践认为，“挂床住院”的核心特征为人床分离、治疗空心化，司法实践中认定“挂床”通常结合三个核心要点：住院期间是否擅自离院且未办理相关手续；病程记录中是否有持续的用药、治疗、检查记录；住院周期是否远超对应病情的临床常规治疗周期。而“挂床住院”也已被明确列为医保骗保相关违法行为的情形之一，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张大成表示，伤者选择“挂床住院”的动因，还在于民事赔偿中“住院天数”作为决定性乘数基数的制度设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住院天数直接绑定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四大核心赔偿科目，受害人只需维持形式上的在院状态，四项赔偿金额便会随天数增加同步放大。例如，在交通事故初期，医疗费多由交强险或侵权方先行垫付，伤者“挂床住院”的实际自付成本几乎为零，低成本高收益的特点，成为“挂床住院”屡禁不止的诱因。
在郑明伟看来，司法实务中，法院对“挂床住院”的认定已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穿透审查。法官不再拘泥于医院单方出具的诊断证明，而是调取临时医嘱、每日用药清单、体温单及护理查房记录等客观医疗数据，一旦底层记录显示患者存在长期无实质性医疗行为的异常空白期，法院即可推翻形式上的住院登记材料，认定其为缺乏治疗必要性的“挂床住院”行为，切断其据此主张赔偿的事实基础。
构建协同监管共治格局
“挂床住院”行为不仅挤占医疗资源，还违背诚信原则，扰乱医疗秩序，是医保部门重点查处的问题之一。
对于如何治理“挂床住院”问题，受访专家给出了建议。
张大成认为，应强化医院源头管理，医院严格执行诊疗规范与住院管理制度，规范医嘱、体温单、护理记录等病历书写，落实患者离院登记与查房制度，杜绝默许、协助挂床等违规行为，将床位使用合理性纳入医院考核与监管指标。
“完善医保与保险协同核查机制。医保部门加大对‘挂床住院’的巡查与处罚力度，将其列入医保骗保重点查处情形；保险公司建立住院合理性审核机制，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取完整病历数据，对异常住院时长提前预警、主动核查。”张大成说。
在郑明伟看来，还需要构建协同监管共治格局，建立卫生健康委、医保等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机制，打通病历、医保、理赔数据壁垒，将“挂床”骗赔主体记入失信档案，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公众诚信维权、合理就医。
张大成呼吁健全法律责任与诚信约束，明确伤者、医院违规“挂床”的民事赔偿与行政追责，将“挂床”骗赔行为纳入失信名单，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完善相关制度防止受害人借“挂床住院”不当获利。
“伤者依法享有主张合理损失赔偿的权利，但同时负有诚信诉讼、如实提供诊疗信息的法定义务；赔偿方有及时足额赔付合理损失的义务，同时有权对住院的合理性、费用必要性进行核查；医院则负有严格执行诊疗规范、加强住院管理的法定义务，应当如实记录诊疗过程。”张大成说。
除此之外，受访专家还建议强化司法裁判指引作用。司法裁判坚持穿透式实质审查，对虚构住院、恶意索赔行为不予支持，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以遏制不诚信诉讼，维护公平理赔秩序。
两位专家均认为，司法裁决将赔偿限定在合理必要区间，可以防止受害人借“挂床住院”不当获利。同时，对规范诉讼行为具有示范与惩戒效应，传递“合法权利受保护、虚假索赔受规制”的价值导向。
“打击‘挂床住院’行为实现了对公共医疗资源的保护，对医疗机构的收治行为形成外部约束，倒逼医院严格执行出入院标准，避免病床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切实保障群众的就医权益。”郑明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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